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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在中国弘传概要

　　一、大法东来

　　佛教起源于印度，师从释迦世尊，已如前章所述。释尊灭度后，两千余年来，渐次向外传播，南则由锡兰而缅甸、泰国、南洋，北则由中亚而中国、西藏、朝鲜、日本。近年来更遍及于英美德法诸国。然而其中弘传最广，变迁最著，而史实足徵者，则首推中国。

　　佛教东来，相传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(西历六十七年)然而永平之前，早有佛法东来的史迹，如《列子仲尼第四》谓：“丘闻西方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”此似是孔子已知佛为大圣。

　　隋费长房撰《历代三宝记》载：“……又始皇时，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，赍经来化，始皇不从，遂禁利防，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，始皇惊怖，稽首谢焉。”按此说在《佛祖统记》中亦有记载，但释利防名为室利房。

　　《魏书释老志》载：“汉武元狩中，霍去病获毗邪王及金人，率长丈余，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，烧香礼拜，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”此中所谓—丈余金人，可能是指佛像而说。《佛祖统记》载：“……及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，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!”

　　以上诸说，虽可视作永平以前三弟教已东来中国之证迹，但皆为片断史料，无其他可徵文献足资证明，而在史书上可资徵信者，为《后汉书光三武十王列传》载：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事；传谓“英少时好游侠，交通宾客，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八年(永平)。诏令天下死罪，皆入缣赎。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。诣相国曰‘托在藩辅，过恶累积。欢喜大恩，奉送缣帛以赎衍罪。’相国以闻，诏报曰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?当有悔咎，还其赎，以助沙门伊蒲塞之盛馔。”

　　该诏书赐于永平八年，书中有浮屠(即佛陀之义)。伊蒲塞(今名优婆塞，为佛门在家信众)，沙门(即出家僧众)等译名，可见当时不但已有佛教之仪式，即翻译事业已略具端倪。按汉代中国与西域交通而言，汉武时张骞使西域，交通已通，其后霍去病痛击匈奴，李广利伐大宛，自敦煌至盐泽皆为汉有。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，天山南北及葱岭以东诸国，悉为汉属。其时交通既已通达，则佛法东传，自属可能，不过一般公认者，系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我国。我国正史所载，《后汉书西域传》谓：“……明帝夜梦金人，长大，项有光明，以问群臣，或曰，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长丈六尺，而黄金色，帝于是遣使天竺，问佛道法，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。”

　　《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》谓：“初帝闻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因遣使之天竺，求其道，得其书及沙门以来。”

　　以上二说，略而不详，《佛祖统记》中有较详尽之记载，且亦为一般所采信者，谓：“……(永平)七年帝梦金人丈六，项佩日光，飞行殿庭。旦问群臣，莫能对，太史傅毅进曰：臣闻周昭之时，西方有圣人者出，其名曰佛。帝乃遣中郎将蔡屣、秦景、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，寻求佛道。”

　　十年，蔡屣等于中天竺大月支，遇迦叶摩腾、竺法兰，得佛像梵本经六十万言，载以白马，达洛阳，兰以沙门服谒见，馆于鸿胪寺。

　　十一年，敕洛阳西雍门外立白马寺，摩腾始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藏梵本于兰台石室，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佛教来华，当在汉武之后，至明帝时天竺沙门来华，朝廷尊之，遂载之史籍，传于后世。其后西域译经大师相继东来，宣译佛经，华土有志之士也相续西行求法，于是释迦世尊的经教就渐渐在中国弘传流布了。

　　二、佛经翻译

　　东汉末年，西域沙门相续东来，弘传世尊之教。然而佛法弘扬，以书籍经典为媒介，故我国早期佛教，恒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。我国上自晚汉，下迄中唐，前后七百年间，佛经翻译工作未尝间断。今日大藏经所传，数逾八个余卷，是皆为古德筚路篮褛之下所遗留的智慧结晶。

　　佛经的翻译，可略分为三个时期：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；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；自隋统一至中唐可称为后期。宋元以降，虽亦偶有译者，然不过补苴而已。

　　国人之知有佛经，早在西历纪元之前，魏书《释老志》载：“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《浮图经》”,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，然此似为口传，并无笔译——事实上，释迦世尊的经教，最初结集的时候，都是暗诵口传，并无笔录记载。至佛灭数百年后，随声教所被，各土渐有佛经写本。我国最早的译经，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《四十二章经》。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，除摩腾外，当以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华为始。

　　安世高，安息国(今波斯地)人，早岁出家，博探经藏。弘化四方，遍历诸国。以汉桓帝初来华，至洛阳，未久通华语，宣译众经，改梵本为汉语。其后二十余年间，译出《安般守意经》等三十九部，《高僧传》称其所译之经：“义理明析，文字允正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。” 支娄迦谶，月支人，汉桓帝未抵洛阳，于灵帝光和中平间，译出《般若道行经》，《般舟三昧经》等十四部。

　　在前期译经事业中，除安、支二公外，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，贡献亦多，支谦本月支人，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，汉献帝末年，避乱入吴，孙权拜为博士，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，译出《维摩》，《大般泥洹》，《法句》等经数十种，江左译经风气，实由谦启之。

　　竺法护者，系出月支，世居敦煌，入藏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。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，西晋泰始二年，大赍梵本，自敦煌至长安，复入洛阳，再至江左，沿途传译，未尝间断，曾译出《光赞般若》《唯摩》，《正法华》，《无量寿》等经一百五十余部，其时佛典广为流传，护力居多。

　　自后汉历曹魏孙吴，以讫西晋，二百五十年中，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，一千四百余卷，译经缁素计三十令人，除前述数人外，尚有安玄、严佛调、支疆梁接、竺法兰等译经师多人。此时期内，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，但多是零品断简，少有整部全品的，因之所译的经典，文体既未能确立，内容亦不成系统。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模的开始，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。

　　鸠摩罗什大师，为印度大乘佛教建立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。父为天竺国相，母是龟兹国王妹。罗什夙慧聪颖，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。洞解毗昙(即小乘论)，九岁随母之印度，从般头达多学杂藏及中长阿含四百万言，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，及外道经书、阴阳星算等。并师事专弘大乘的须利耶跋陀及须利耶苏摩兄弟，受诵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及《十二门论》：其后龟兹王迎之还国，罗什乃在龟兹广说大乘诸经，四远宗仰，东土亦闻其名。苻秦建元十八年，秦主苻坚以道安法师之请，遣将吕光迎之，龟兹留不遣，光灭龟兹，挟之以归。此时苻秦已亡，光在西凉自立，罗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。姚秦弘始三年，凉降于秦，秦主姚兴迎什至长安，待以国师之礼，为辟逍遥园，四事供养，请译经典．并使沙门憎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。弘始四年译出《坐禅三昧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.五年更译《大品般若》。译此经时，罗什手持梵本，口自传译，姚兴亲执旧经，以相仇校，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碧五等百令人，详其义旨，然后书之此后并译《大智度论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，《中论》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《成实论》等前后共三十五部，三百余卷。

　　罗什大师译经，意义与文不悖，而文字典丽，发挥幽致。师为人神情朗彻，傲岸出群，且笃性仁厚，泛爱为心，虚己善诱，终日无倦，住长安十二年，于弘始十四年寂于长安大寺，年七十。

　　与罗什大师同时，而在江左译经的，为佛驮跋陀罗，驮为北天竺人，少以禅律驰名，姚秦弘始六年至长安，罗什倒屐相迎，每以疑义共相咨决，后因细故为罗什高座弟子僧碧道恒僧肇所摈，驮飘然南下，渡江至庐山，应慧远大师之请，译《达摩多罗禅经》，后至建业，与法显共译《摩诃僧祗律》、《泥洹经》。至刘宋永初二年，译出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实开华严之端绪。

　　罗什与佛驮跋陀罗之后的译经大师，首推真谛三藏-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，于粱太清二年抵建业。梁武帝迎于宝云殿，竭诚供养，谛欲传译经教，值候景之乱未果。后梁元帝即位，谛于金陵正观寺与慧金等共译《金光明经》七卷，之后并译出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大乘唯识论》、《俱舍论》、《四谛论》等多卷，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圆寂。

　　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。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，三十一百余卷，泽经缁素凡九十六人。除上述诸师外，余如法显、昙无谶、智猛、求那跋陀罗、菩提流支、般若流支、阇那崛多等，皆有贡献，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，计《四阿含经》、《华严经》全部译出，《法华经》第二译本出，《涅檠经》初出。他如《大集》、〈宝积〉部份译出，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，律藏、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，成绩可谓至丰至伟—。

　　在后期译经事业中，出了一位佛教翻译界空前绝后的伟人，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。

　　大师洛阳人，生于隋开皇十六年，幼年聪悟不群，十三岁出家，二十岁受具足戒，因感于众师讲经，各擅宗途，圣典亦显隐有异，莫知适从，发誓远游西方，以释众疑。乃于贞观二年，私发长安，经凉州，出玉门，涉流沙，展转西行。经高昌，阿耆尼等国，度葱岭，越大雪山，遍历西域印度诸国，前后十七年，将梵经六百五十余邯，经中央东亚细亚东归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长安其时僧俗出迎者数十万众，太宗皇帝迎慰甚厚，诏于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，并特为制三藏圣教序。大师乃网罗贤者，大开译场，前后十九年间，共译出重要经论七十四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综计隋唐之世，共译出佛经三百六十余部，约三千卷，出大师之手者几居其半。其中最有价值者为《瑜伽师地论》一百卷，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六百卷，《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，《成唯识论》十卷。尤以《成唯识论》，名虽为译，实如自著，为树立法相宗的纲维.

　　佛经翻译事业，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，至玄奘大师达最高潮.大师之后，尚有实又难陀重译八十卷《华严》，义净译“有部宗”毗奈耶百余卷，菩提流支完成《大宝积经》，不空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，般刺密帝译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十卷，般若译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》。其后自唐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，译经事业完全中断。宋太平兴国八年重起译场，先后有法护、施护、法贤、惟净等译《大乘中观论》、《大乘宝要义》、《大乘集菩萨学论》等五百余卷。再以后虽偶有译者，已微不足道了。

　　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，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，即国人西行求法事。我国地理环境，东南临海，西北障山,北横大漠，所居者为文化落后游牧民族，故我国文化，向以单调保守称。魏晋以降，佛法输入，乃使国内贤智之士，知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。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，为求正知正见，不惜冒险犯难，西行求法。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，是其著者。然魏晋之际，国人西行求法者，实以颖川朱士行始。

　　士行少怀远悟，脱落尘俗，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，是为汉地沙门之始。尝于洛阳讲《道行经》，觉文章隐质，诸未尽善，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。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，西度流沙。既至于阗，得梵本经书九十章，遣弟子弗不檀送归。后由竺法兰、无罗叉译出，即今本《放光般若》。

　　士行而后，西行求法者，代不乏人，自魏晋至中唐，前后五百余年间，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。如晋之法显，姚秦之智猛，刘宋之昙无谶，北齐之道遂，至唐之玄奘，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。奘师而后，尚有会宁、窥冲、大津、义净、慧超、不空等。以篇幅所限，兹不赘述

　　三、早期弘传

　　大法东来，虽在汉未，而佛教确立，乃在晋代。盖佛法初来，知者尚少，历经三百余年的译经和弘布，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。然所以如此者，实亦与时代背景有关。兹为述魏晋之世的社会情形如下：

　　东汉末年，黄巾乱起。虽赖皇甫嵩未隽之力幸获平定，然继以董卓及西凉诸将之乱，袁术、袁绍、曹操、刘表等割据自立。其后三国鼎峙，晋武统一。八王之乱，五胡入侵。百余年中，九宇鼎沸。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朝不保夕。有史以来，国人遭遇之惨者，莫过于此。而际此境遇之中，忽闻我佛世尊，救苦救难，人民为求精神之安慰，或避朝庭之徭役，是以相继入道，皈依佛门，佛教倡因果报应，六道轮回之说。重福报行业，功德因缘，乃使稔恶之徒，亦自怵祸害，俯首皈信。即在知识分子之间，以汉末之干戈扰攘，礼教式微，贤达之士，立命无方，闻佛法智信圆融，乃以本身环境的感受，证之佛法所说：“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”之义，感触愈深，于是英才硕彦，遂多入于佛门，并且佛教输入，至此已二三百年，在社会上酝酿亦渐趋成熟，再值佛门大德登高倡导，于是风行天下，奠定了佛教的基础。

　　在此时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人，是西域来华的佛图澄。

　　佛图澄，龟兹人，高僧传称他：“少出家，清真务学。诵经数百万言，善解经义。”他于晋怀帝永嘉四年来华。抵洛阳，值刘耀寇洛，帝京扰乱，他乃潜泽草野，以观世变。后以后赵的石勒、石虎，以暴虐杀戮是务，澄悯怜苍生，策杖军门，尝现种种神异，为二石所崇信。于是中州胡晋，多因澄故营造寺庙，相竞出家。佛教至此，弘扬乃盛。二石对澄奉若神明，虽不能尽用其言，但残暴杀戮之习，却因澄而少改，澄居华数十年，虽未尝译经著论，然高僧传称其：“妙解深经，旁通世论。”随其受学的弟子前后将近万人，且有自天竺康居等国涉流沙行万里而来者，多因澄说而“妙达精理，研测幽微”。在他的弟子中，以道安、法和、竺法汰、法首、僧慧、法常等最为知名，然最能光大其业的，则是道安法师。

　　道安法师，是中国佛教划时代的人物。法师以前，译经弘教的都是外来西僧，法师以后，我国的僧侣始为弘法的中坚。法师之前佛学是沙门的专业，法师以后，才把佛学公之于知识阶层及广大社会之间。

　　道安法师，俗姓卫，常州扶山人，世业儒，十二出家．以貌陋，不为师重，然安笃性精进，斋戒无阙，受具足戒后，谒佛图澄于邺城，事澄为师。后更游学诸方，备求经律，往来于襄沔间，苻秦建元九年，苻丕陷襄阳，师乃入长安。秦主苻坚曾云：“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，唯得一人半，安公一人也，习凿齿半人也：”器重安公，有至如此。师在长安居五重塔寺，僧众数千，大弘法化。后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者，每劝坚迎致，什亦远闻安风，谓之东方圣人。然安卒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，后十二年(姚秦弘始二年)罗什始至长安，东西二大师卒无一面之缘。

　　安师对佛教之贡献至多，略而言之，如制定僧尼规范——规定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法，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，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以至“天下寺舍，则而从之。”安师倡沙门以释为姓——当时沙门多随师姓，安师以为师莫如佛，沙门应以释为姓，后来《增一阿含经》译出，经中果有：“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，四姓出家，同称释氏。”之语。此外安师并整理佛教文献，创编经录，为佛门目录学之始，且遍注诸经，启发幽微，经义始明，并遣弟子布教四方，大法始盛行于天下。习凿齿与谢安石书，有曰：“来此见释道安，故事远胜，非常道士，师徒数百，斋讲不倦，无变化技术，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，无重威大势，可以整群小之参差，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，洋洋济济，乃是吾由来所未见。其人理怀简衷，多所博涉，内外群书，略皆遍览，阴阳算术，亦皆能通，佛经妙义，故所游刃……”由此可见安公道风的一斑。

　　道安以后，佛门有两位事迹辉煌的人物，一位是他的受业弟子慧远，一位是译经大师鸠摩罗什。

　　罗什来华事迹，已于上节略述，与罗什同时，而在南方弘化的，是道安法师的门人慧远。

　　慧远，本姓贾，雁门楼烦人，博览群书，尤邃于周易老庄：二十一岁入道安门下，闻安讲《般若经》，豁然开悟，乃叹曰：“儒道九流，皆糠秕耳。”乃投簪落发，委命受业。安每叹曰：“使道流东国者，其在远乎?”后随安居襄阳，道安入长安，远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。抵浔阳见庐山幽静，庐于山阴，历史上有名的东林寺，即其遗迹。远宅庐三十年，未尝出山一步，而江左清信之士，望风遥集。如彭城刘遗民，雁门周续之，新蔡毕颖之，南阳宗炳，皆弃世荣，依远游止。而其时朝野名流，宰辅若王谧刘裕，方镇如桓伊陶侃等，咸入山或赍书致敬。

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，远与同志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，同修念佛三昧，是为净土法门流行之始。

　　远为当代物望所宗，庐山东林寺亦成为南方佛教中心，与北方佛教中心长安鸠摩罗什大师的逍遥园中分天下。远于晋义熙十三年圆寂，寿八十三岁。

　　慧远大师圆寂后三年，刘裕篡晋，国号曰宋，江北五胡，亦统一于北魏，成南北对峙之局，史称南北朝时代。

　　今先述佛法在南方弘传事略。

　　南朝历宋、齐、梁、陈数代，朝野皆皈依佛教。到宋之初，佛驮跋陀罗在建业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又有天竺三藏求那跋摩来朝，弘化甚盛。齐代有僧柔、惠次等，讲经不衰。至梁代，梁武帝最崇信佛法，曾皈依于智藏、法云、僧昊三大师，依慧约法师受戒，并自注《大品般若经》。

　　武帝大通元年，南天竺菩提达摩渡海抵广州，武帝迎至建业。相与晤谈，以机缘未契，达摩乃渡江抵嵩山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后传衣钵与慧可。达摩者，中国禅宗之初祖也。

　　武帝太清二年，西天竺真谛三藏抵建业，译经多卷。又有名僧僧佑、宝唱等，著《弘明集》，《高僧传》等书，均为佛教史上的宝典。

　　其在北地者，魏太祖道武帝建国，初未闻佛，及与晋通聘，方知皈信。明元帝继位，亦遵先业，京邑四方，建立图像，并令沙门敷导民俗。太武帝即位，初亦崇信佛法，后得道士寇谦之，信行其术，并纳司徒崔浩诽毁佛教之言。诏臣下坑杀天下僧侣，破毁经像寺塔，这就是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祸的“一武法难”。未久寇谦之死，崔浩亦因家史事被诛，帝颇以毁佛法事为悔，后其孙文成帝袭位，下诏兴复佛法。并应沙门昙曜之请，于平城(今山西大同)武周山石崖开凿窟龛五所，内镌佛像各一，高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。

　　后魏孝文帝世迁都洛阳，宣武帝，孝明帝世，复于洛阳伊阙山营建石窟三所，前二者，即世称云岗石窟与龙门石窟是。

　　魏宣武帝时，北印度菩提流支三藏来朝，帝迎居于洛阳永宁寺，译《十地论》、《净土论》等。宣武帝通达教理，对弘扬佛教不遗余力，故西域沙门来华者多至二千人，国内寺院多至一万三千余所，沙门总数逾二百万，是为北地佛教最盛时代。

　　其后有昙鸾法师者，受菩提流支《净土论》，尽力弘化念佛法门，法泽远被四方，著有《净土论注》，赞阿弥陀佛偈等。

　　距魏太武法难一百十余年后，至北周武帝时，佛门再遭一度厄难。武帝初亦信佛，后以谶云，“黑衣当王”乃心忌沙门，信道士张宾言，破毁寺塔，焚烧经像，并令沙门还俗：这就是史称的“二武法难”，后宣帝继位，袁于东西二京，立陟岵寺，置菩萨僧，用开佛化，故佛教互遭二度摧毁，仍能不再世而复。

　　在晋室南迁，南北对峙期间，有一较特殊之现象即北地高僧辈出，而南地则士大夫阶层中通达佛理者至多。如道安、法显，固在北方弘化，即慧远慧睿等，亦皆北僧而南下者。然在南方社会中，若王导、谢安、郗超、王曦之、王垣之、陶潜，以至与慧远共创莲社的刘遗民，注《安般经》的谢敷，著《神不灭论》的宗炳，再注《南涅粲经》的谢灵运，皆是朝野名流而通达佛法之人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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